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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往世俗的边界 （克尔凯郭尔思想经典语录）

为什么克尔凯郭尔和尼采是19世纪最重要的思想家？

文 / 雅斯贝尔斯

译 / 杨栋

节选自《理性与生存——五个讲座》后记

1.大部分哲学顺带地，但却是以很重要的方式触及了其理性所不能通达的事物：当苏格拉底想要行动时，他听到不可被把握的个人守护神（Daimonion）的劝阻声音。柏拉图了解疯狂（Wahnsinn），这种疯狂之为理性，甚乎于它为疾病，它是起于神的，而且：只有通过疯狂，诗人们、恋人们、哲学家们才能观得存在。按照亚里士多德的看法，在与人类事务的关联中，拥有幸福虽然是由合理的思索引发的，但不只如此：反算计甚至无算计也可以进入幸福。对亚里士多德而言，存在着这样一些人，他们拥有某种原则，这种原则比思索着的理性更好；这些人是反圣言派即反逻各斯派（Alogoi）：对他们而言，哪怕无理性和反理性，他们的事业都是妥当的。这些例子处于希腊思想普遍形式的近旁，希腊思想用假象反对存在（巴门尼德）、用虚空反对存在者（德谟克利特）、用非存在反对本真存在（柏拉图）、用质料反对形式（亚里士多德）。在基督教信仰的基础上，单个人内心中的理性和非理性的对照发展为理性和信仰的对照：理性所不能通达者，不再只是被当作他者，而甚至是被当作更高者的启示状态。在观察世界的活动中，不理性的东西不再被视为糟糕的偶然事件或模糊不清的混乱，不再被视为奇异的、胜过理性的原则，而是以无所不包的方式被视为天意。所有以合理方式不可见的信仰之基本思想，只能在违背理性的二律背反中表达出来；每种合理的单义的对信仰的诠释，都成为某种异端邪说。与之相对，在随之而来的诸个世纪中，通过笛卡尔及其所有追随者，一种理性唯基于其自身的彻底奠基实现了，至少在哲学对存在的构想中是这样，而这一构想是由个体自为地完成的。尽管笛卡尔尚未触及社会、国家和教会，但随后却产生了启蒙的姿态：通过我有效地所思的东西以及我以经验研究方式所认识的东西，我就能进入正确的世界装置（Welteinrichtung）。无前提的普遍适用性意义上的合理认识乃是一般人类生命的充分根据。理性哲学——不论它被分类为理性主义还是经验主义——自始就遭到那样一些人的反击，这些人自身在对这种合理性的完全占有中同时看到其界限及他者，这一他者比所有理性都重要、使理性成为可能并束缚理性。与笛卡尔对峙者乃帕斯卡尔；与笛卡尔、霍布斯、格老秀斯对峙者乃维科；与洛克、莱布尼茨、斯宾诺莎对峙者乃培尔（Bayle）。十七、十八世纪的哲学活动似乎就是在这种巨大对立中完成的。但思想家们势不两立，即以排除着思想的方式相互对立。区别于这种思想世界的则是德国唯心论哲学家们的惊人尝试，即，通过在理性自身中多于理性地视见，而引来天意。以超越所有以往可能性的方式，德国哲学在其伟大时代发展了这样一种理性概念，它以历史上不受约束的方式，在康德处创造了一个新的开端，然后通过黑格尔沉迷于一座奇异建筑，但又在费希特和谢林处重新打通自身。我们通观千年之思想：每个时代对我们而言——不论理性之他者如何出场——尽管不合理的东西在合理性理解的过程中要么被转变为理性、要么在其位置处被承认为界限，但是，不合理的东西，它的效应是由理性自身所截取和限定的，或者它被经验或阐发为某种新的更好的合理性的根源。仿佛这个时代的思想基础依然在所有不安中存在着理性——它从未在整体上和彻底地被质疑——之安宁。所有存在意识最终还是奠基于理性或上帝。所有质疑依然被无疑的自我理解所包围；或者这些质疑是全然个体的、历史上无影响的突破，它们尚未取得自身的自我理解。所有对合理性的反击，都只像遥远的雷声，它预示可以放电，但还没有放电的雷雨。因此，西方哲学从巴门尼德和赫拉克利特到黑格尔的伟大历史能够呈现为一个连续且自成一体的统一。它的诸种伟大形态今天尚能保存在传承物中，并能针对哲学思想的崩塌被复活为哲学真正的救赎。一个世纪以来，诸个体复又成为特定研究的，以及恢复个体学说的对象。人们识得教育剧本意义上的过往学说的全体，或许比识得从前伟大哲学家中的任何一个更为有益。但是，转变至仅仅认识诸种学说和历史的意识，即生命自身和事实上被信仰的真理的分离，当然也在最终意义上使传承物——其如此卓越且已经并如今仍在创造如此多的满足——成疑了，倘若因为哲学活动的真理应由这种传承物把握，或者这种哲学活动的真理甚至应被终结于这种传承物中。因为在西方人的现实性中已然悄悄发生了某些可怖的事情：所有权威的崩塌，对自负信任理性的彻底失望，诸种联系的瓦解，这种瓦解似乎使所有事物——全然地使所有事物——成为可能。对古老名句动刀子显得如同某种单纯的遮蔽，这种遮蔽给我们恐惧的眼睛蒙上了准备好爆发的混乱力量，而无其他力量，此乃某种仍会延伸某个片刻的幻觉的力量。对这些名句和学说的狂热召唤，确确实实，而且不费气力，看上去以没有真正影响的方式保持为一种软弱无力的呼唤。名副其实的哲学活动必须从新的现实中发展而来，且自身立于这种新的现实性之中。2.当代哲学处境由这一事实决定：两位哲学家，克尔凯郭尔和尼采，即使不算他们在世之时，他们在哲学史上也长期没有影响，而他们的重要性却在不断提高。当黑格尔之后的所有哲学家与他们相比越来越不重要时，作为其时代真正伟大的思想家，他们今天则根本上已经以不容置疑的方式矗立在那里了：他们的影响以及对他们的反对证明了这一点。此二者为何是我们时代不再能被忽视的哲学家？克尔凯郭尔和尼采以对那样一种关系的表达出现在哲学活动和人类现实生命的处境中，这种关系那时尚无人注意——除了在瞬息的、很快复又被遗忘的预感中，但在他们那里却业已熟习。这种关系本真上应是什么，这个问题如今依然悬而未决；通过对两位思想家的比较，虽不能解答这个问题，但会使这个问题变得更加清晰和紧急。这种比较愈加重要，因为一者对另一者的影响是不可能曾经存在过的；而且由于它们的差别使他们的共同点更加令人印象深刻。因为他们的亲缘——在此基础上他们的差别可被视为第二位的重要性——在他们人生道路整体以及直至他们思想的细部中都是如此无可辩驳地存在着的，即，他们所在的世纪的精神处境之必然性看来已经创造了它们的本质。就他们而言，发生了一种属于西方哲学活动的抽搐，其最终重要性尚未被估量。二者之共同点乃是他们的思想（Denken）及人类存在（Menschsein），这两点不可分离地关联于这个时代的时机，并被二者自身理解为这样。因此我们打算首先在他们的思想中，其次在他们思想着的生存的现实性中，最后按他们自我理解的方式，来将他们的共同点当前化（vergegenwärtigen）。他们的思想创造了一种新的氛围（Atmosphäre）。他们超越了所有在他们之前还显而易见的界限。似乎他们在思想上永不止步。存在的一切都被吸力以令人眩晕的运动消耗掉了：在克尔凯郭尔处，这种吸力属于超世俗的基督教信仰，它如虚无一样存在着，只能在否定（荒谬者、殉教者之存在）中和在否定的决断中表现出来；在尼采处，这种吸力则属于某种真空，新的存在会从这种真空中通过绝望的暴力而诞生（尼采的永恒轮回及相应的教义）。二者都已从生存的深处而来质问理性。在如此高的实际完成了的思想可能性的层面，还不曾有人以如此彻底的方式成为单纯理性的连续阻力。这种质问根本不是对理性的仇视——二者毋宁说是寻求极端现实合理性的所有方式；这种质问不是关于感觉的哲学——因为二者都不断要求将概念表达出来；这种质问当然不是教条式的怀疑论——相反它的全部思想都集中在本真的真理上。在精神上卓越的形态中，即，在以一生去贯穿哲学活动之严肃的形态中，这种质问带来的不是一些学说、某个基本立场、某个世界图景，而是无限反思媒介中人类的某种新的思想总体姿态（denkende Gesamthaltung），这种反思自觉到的是，作为反思，它不能赢获任何基础。任何个体都不能标明这种思想总体姿态的本质，从这种思想总体姿态中不能将任何确定的学说或需求当作个别且固定的东西提取出来。从对于这种思想总体姿态之真理的意识来看，对于二者而言，较为质朴的以科学性认识为形态的真理是可疑的。他们并不怀疑科学性洞见的方法论正确性。但面对有学识的教授们，克尔凯郭尔惊奇的是：他们大多生于并死于这样一种想象，即，科学性认识会如此一直继续，而且，倘若允许他们更长寿，他们将在持续的直接攀登中越来越多地理解；他们未经历那种关键点为之到来的成熟，此关键点乃是骤变之处，在此重要的是，从现在开始，在递增的理解中越来越多地把握到，这儿有某种人们不能理解的东西。 克尔凯郭尔认为，最可怕的生活方式乃是：通过他的揭示和卖弄才智来给整个世界施魅、对整个自然进行说明，且不了解自己。 在对学者类型的分解性分析中，尼采是取之不竭的，这些学者不具有其行为的本真意义、不能成其自身，且当然意欲用其最终无效的认识来把握存在本身。对每种自身闭合的合理性之为完整真理的间接性的质问，使得二者成为“体系”的彻底反对者，体系乃哲学之形态，它为哲学千年所拥有，它在德国唯心论中达乎其最后的荣光。对克尔凯郭尔和尼采来说，体系是对现实性的偏转，因此是谎言和错觉。克尔凯郭尔把握到的是，此在（Dasein）能是某个适于上帝的体系，但不能是某个适于生存着的精神的体系；体系与独存（Abgeschlossensein）互相匹配，但此在恰是反抗者。作为人，体系的哲学家如同造宫堡却居于临近工棚的人：这种离奇的生物自身并不存活在他的所思中——但是一个人的想法必定是其所居的建筑，否则就是歪曲的。哲学的基本问题，即，哲学自身及科学应是什么，被重新且坚决地提出了。尼采意欲比笛卡尔怀疑得更甚，他在黑格尔失败的尝试——将理性带入发展过程——中看到了哥特式的理想捍卫。朝向体系的意志于尼采而言是一种正当性的缺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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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但认识本该是什么，就由二者以同样的方式被探讨了。对他们而言，认识不外乎就是解释（Auslegung）。他们也将其本身的思想理解为解释活动（Auslegen）。但解释没有终点。对尼采而言，此在具有无限解释的能力。已发生和已做的，对克尔凯郭尔而言，始终能为某种新的理解活动（Verstehen）所通达：已发送和已做的，以其被解释的方式，就成为某种新的现实性，而这种现实性依然被遮蔽着；因此，对人类而言，以时间性为方式的生命从来未能被正确理解，无人能绝对地穿透其意识。对于认识存在，二者虽运用了解释的譬喻，但也都是这样做的，即，似乎存在要在对解释的解释中去破译。尼采意图将自然的人（homo natura）的底色从诸种涂层中释放出来并在其现实性中进行查知。除了想要重新查知个体的、人性的生存关系，克尔凯郭尔没有赋予其著作以其他含义。与上述基本想法关联在一起的是，这二者——最坦诚和最无所谓的思想家——拥有对被遮蔽状态（Verborgenheit）和假面（Makse）的诱导性准备。对他们而言，假面必然属于真实存在（Wahrsein）。对 他 们 而 言， 间 接 消 息（indirekte Mitteilung） 成为唯一的本真真理消息形式；而且，作为对这种真理之未决性的表达，间接消息属于时间之此在（Zeitdasein），在时间之此在中，还必须在从每个生存之起源而来的生成（Werden）中去把捉间接消息。二者虽然在他们的思路中遭遇到了那个根据，即在人身上应为存在本身的那个根据：克尔凯郭尔反对那样一种哲学，它从巴门尼德那开始，经过笛卡尔直至黑格尔说道：思维是存在，说出这个定理——你所信如你所是，信仰是存在。尼采发现了强力意志。但是，信仰及强力意志只是单纯的记号，从其方面而言并不完全显示所意指的东西，而是自身复又具有一种无限注解的能力。此外，对二者而言，决定性的动力乃是正直（Redlichkeit）。于他们而言这个词都是指对他们所听从的终极德行（Tugend）的表达。对他们而言，终极德行仍然是无条件的最小值，这种无条件在对所有内容的困惑质询中仍然是可能的。但是，终极德行对他们而言也会成为对自我质疑的真实性（Wahrhaftigkeit）的令人眩晕的要求，这与廉价的暴力相反，这种暴力意味着以毋庸置疑的方式明确地占有真者（das Wahre）。人们可以发问到，在这种思想中是否到底说出了什么。事实上，克尔凯郭尔和尼采自己意识到，人之为一个只是思想着的人，尚无法获得对他们思想的理解。关键在于，理解者是谁。他们针对的是那种个体，这种个体必须主动带来，并产生他们只能间接说的东西。适用于克尔凯郭尔的乃是其所引用的利希滕贝格（Lichtenberg）的格言：这些作品乃是这样的镜子——当猿猴向内张望，从中看不出使徒。尼采将理解尼采称为一种人们必须挣得的奖励。他宣称，在思想方式低级之处教授真理，是不可能的。二者都寻求属于他们的读者。如此标明的思想之方式奠基于克尔凯郭尔和尼采的生存，只要这种生存以一种他们所特有的方式属于当前时代。对他们而言不存在决定性的单个想法、体系、要求，由之得出的是，两位思想家不再将一个时代领向顶峰，他们不建造世界且没有在图景中再次建立一个消逝着的世界。他们自认为不是对其时代的肯定表达；毋宁说他们否定地通过其存在来表达，其存在乃是：为其全然拒绝的、在衰落中被看透的时代。他们的任务似乎是，在这个时代之本质中最终完成对这个时代的经验，全然成为这个时代的现实本身，以求克服这种现实。这种情况对他们而言起初是无意的，随后由此才成为自觉的：他们不是其时代的代表，而是引发不满和麻烦的例外（Ausnahme）。这种情况可进一步被看到。尽管尚未确定，但二者在其青年时代结束时就意识到了他们的任务。某种侵袭整个人类的、隐蔽的、常常不再被意识到的，然后被他们重新开辟的抉择（Entscheidung）将他们驱入最彻底的孤寂（Einsamkeit）。没有职责、没有婚姻、也没有活跃的影响，可他们似乎仍然作为伟大的现实主义者，与那种本真的、深处发生着的现实进行接触。他们在对时代之为毁灭（Ruin）的基本经验中遭遇到上述现实：对上至希腊文化开端之千年的回望中，他们觉察到了整个历史的终点；在转折点上，他们将注意力转移到当下，而又不想忽略整个历史的意义和道路。人们想以经济的、技术的、历史政治的、社会学的方式来理解这个时代。与此相对，克尔凯郭尔和尼采意图觉察人类自身本质中的某种似乎实质性的（substantiellen）过程。克尔凯郭尔将整个基督教界——如其当今现实地所是——视为上帝在其中将被愚弄的恐怖错觉（Täuschung）。这种基督教信仰与新约圣经的基督教信仰无干。只有两条道路：要么通过诡计维持错觉并掩盖状况——那么就所有的都成为虚无；要么正直地承认这种悲惨状况，即，当前实际上不再能产生出那种独一无二的适合于新约圣经意义上的基督徒的个体，而我们之中无人适合于此，而是过着一种虔诚削弱基督教信仰的生活；此种供认中表明的是，真实的东西是否存在于这种正直中，真实的东西是否赞成天意；不是如此之处，所有事物必须被重新打破，以便在这种可怕事物中重新出现那些能够承载新约基督教信仰的个体。尼采将时代的历史事实表达在一个唯一的格言中：上帝死了。因此，二者都有某种对处于其实质基础上的时代的历史性见解。它们都发现了虚无（Nichts）即将到来，二者还都有对无望事物之实质的认识，二者都具有这样的姿态：一无所求（nicht das Nichts zu wollen）。当克尔凯郭尔将真理或基督教信仰之真理的可能性设为前提、尼采与之相对不只断定无神论失败而且恰恰将无神论把握为最大的机会时，他们就都具有朝向存在之实质、朝向人类等级和价值的意志。他们未作出任何政治改革计划，根本没有计划，他们并不朝向某种个别的东西，而是意图通过他们的思想引起那种他们并不确定预见之事的发生。这种不确定性，对尼采而言，从长远来看是其“伟大政治”，对克尔凯郭尔而言，则是新形态下漠视所有世俗存在（Weltsein）的基督徒之生成。面对时代，二者都被这种想法攥住了，即：从人类而来将生成什么。幸福的三个来源 | 叔本华 本站仅提供存储服务，所有内容均由用户发布，如发现有害或侵权内容，请点击举报。